扬雄，字子云，公元前53年-18年，蜀郡成都(今四川郫县)人。他是汉代著名的哲学家，辞赋家和文字学家。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。王莽时，校书天禄阁，官为大夫。著有《法言》，《方言》，《太玄》等书，史传上说他多识奇字，平帝元始中，召集天下通小学者百数人记字于未央宫中，扬雄取其有用者，编成《仓颉训纂篇》三十四章，可见他对文字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。

扬雄在《法言 问神》中论及“言与书”的问题，提出了著名的“心画”说：

言不能达其心，书不能达其言，难矣哉！惟圣人得言之解，得书之体，白日以照之，江河以涤之，灏灏乎其莫之御也。面相之，辞相适，捈中心之所欲，通诸人之嚍嚍者，莫如言。弥纶天下之事，记久明远，著古昔之㖧㖧，传千里之忞忞者，莫如书。故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。声画者，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？

扬雄所说的“书”，是相对“言”而说，即谓言辞的书面记载，因此它不仅指文字本身的形态艺术——书法，而且也指由文字组合而表达的意义——著作。在扬雄的论述中往往更偏重于后者意义上的书，如他说：“女恶华丹之乱窈窕，书恶淫辞之淈法度。”“书不经，非书也；言不经，非言也；言书不经，多多赘矣。”可见他以书指文辞著作。故后代的书法理论家与文学理论家都援引扬雄心画的说法，如宋代的朱长文说：“子云以书为心画，于鲁公信矣。”清代刘熙载也说：“扬子以书为心画，故书者，心学也。”而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中所谓的“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”，就是以心画论诗了。

扬雄的心画说虽然未必专就书法而言，但它对后代的书论影响极大。中国书论中注重书家个性品格与书风关系的祈向即滥觞于此。扬雄强调了言与书的社会作用，人们可以通过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世界和交流思想，通过书来记载古往今来、天下四方的事物，起到沟通古今，联络远近的效用。既然言与书是人们心灵的表现，由此可以窥见人的内心世界。思想的高低，品德的优劣，在言和书中都被反应出来，故扬雄说，君子小人见矣。因而，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，首先应提高艺术家自身的品德修养，这就涉及到了后代书论家所谓的书品与人品的问题。中国书论中向来以人品胸次、道德修养、气质节操为衡量书法品第的重要标准即肇端于扬雄的心画说。这种理论其实不出儒家的文艺思想，它可以追溯到孔子所谓的“有德者心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”的主张。扬雄在学问上继承了儒家传统，提倡明道、徵圣、宗经的思想，他曾自比孟子，要为推行儒家学说而廓清道路，以为“君子言成则文，动则成德”，这是由于君子具有深厚的内在修养，即所谓“ 其中而彪于外也”，这与他对艺术的看法是一致的。

扬雄在强调提倡心画的同时，强调了情感的作用，他认为：“声画者，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。”这也与儒家诗论与乐论相契合，如《毛诗序》中说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”《礼记》中也说：“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，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，声成文，谓之音。”扬雄首次将这种儒家文艺思想运用到书论上，指出了语言文字源乎情感的特征，后世的书论家往往继承了这一观点。蔡邕说：“书者，散也，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后书之。”孙过庭书谱则认为习书者宜“凛之以风神，温之以妍润，鼓之以枯劲，和之以闲雅。故可达其性情，形其哀乐”。张怀瓘《书议》中以为书法“不由灵台，必乏神气”，强调书之出自心胸。韩愈的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称张旭：“喜怒、窘穷、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畅、无聊、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这。”都可以说是在扬雄心画说基础上的发展。

此外，扬雄心画的理论也启示了书论中关于形神问题的讨论。因为在扬雄的论述中心与神是统一的，其《法言问神》开宗明义地说：“神心惚怳，经纬万方。”又说：“或问神，曰心。......昔乎，仲尼潜心于文王矣，达之；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，未达一间耳。神在所潜而矣。天神天明，照知四方；天精天粹，万物作类；人心其神矣乎？”可见扬雄以为心即是神，万物的神理可以通过心智去体会。这里扬雄所谓的潜心，就是指由心而领悟天地万物之神明的过程。神赖心得以明，然而，心与神是抽象的，不可见的，甚至是带有神秘性的，它们以通过具体的、实在的言与书表现出来。所谓“声画形”，即是指言辞文字作为具体形象的传播媒介可以被人所感知和了解。因而扬雄的心画说是他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，由此，扬雄肯定了艺术可以表现人心的特征。这与老庄哲学及魏晋玄学所标榜的“言不尽意”论不同，体现了儒家主客观相结合的、入世的艺术主张。后人屡屡论及书法的形质与神彩的关系，其实与扬雄的心、神、言、书之论不无相通之处。

总之，扬雄的心画说第一次从理论上涉及到了书法与作者思想感情、精神品格之间的关系，指出了书法具有表意、抒情的性质，从而开启了后代强调个性表现、注重人品修养的论书祈尚。

录自《中国书法理论史》